林毅夫: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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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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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05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于2013年8月由国务院批准设立(国函[2013]93号),2013年9月29日正式挂牌。自贸试验区肩负着我国在新时期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管理模式创新、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的重要使命,是国家战略需要。自贸试验区成为我国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9月29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荣誉院长、原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林毅夫应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邀请,为同学们作了题为“自贸区建设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演讲。】

 

非常高兴有机会到上海财经大学来参加这个讨论会,并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对新结构经济学和我们国家产业政策的想法。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会议很重要,刚刚谈上海自贸区一周年,主要是实践方面的。我想从理论的方面来谈一下我的看法。而且我觉得理论和实践当中,我们改革开放到现在35年过去了,取得的成绩非常的巨大。把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到去年年底人均收入6800美元,全世界的最大的贸易体,成就是非凡的。但是我们现在还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就是国民生产总值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城乡人均收入也是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城乡人均收入2010年4400美元,翻一番是8800美元,要达到这翻一番的目标,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7.3%。7.3%在国际上面来看是一个非常高的增长数字。当然跟过去平均每年9.8%的增长比起来是中高的增长。

 

如果这个目标能够实现的话,我相信人民币会继续升值。所以很可能到2020年的时候(加上人民币的升值),我们的人均收入可以达到127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700美元的是高收入国家。当然和美国、欧洲的人均收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万、5万美元还是有差距的。从二战开始能够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再进入到高收入,到目前为止只有两个经济体,一个是韩国,一个是我们的台湾。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有13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08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能和美国缩小超过10百分点的只有28个经济体,当中12个是石油输出或者是矿产资源大国。另外还有18个经济体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08年,人均收入和美国不仅没有缩小,而且扩大了超过10个百分点。所以从这样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200多个发展中国家当中近180个是一直陷入在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所以我们是很幸运,这35年的改革开放,使我们从低收入陷阱进入到中等收入。

 

但是,从历史经验来看,能够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就是那么几个,除了西欧周边的8个,就是亚洲那5个,所以数量是非常少的。我觉得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现在,之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绩效那么差,并不是他们不努力。在这一点上,我在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任上深有体会,我觉得我作为中国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该贡献知识。这个是儒家文化的影响,我过去总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我到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以后跑过很多国家,我觉得每个发展中国家和知识分子和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一样的,都希望让他们的国家能够实现现代化,所以每个国家都是有他们的梦,每个国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都进行了非常多的努力,但是成功的很少。

 

我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从二次世界大战至今,我没有发现一个经济体是按照西方主流的经济理论制定政策最后成功的。那几个少数成功的经济体他们的政策在推行的时候,以主流理论的眼光来看都是做不到的。当然我不是说违背主流的理论来制订政策就是一定可以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只有日本是例外,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取得了35年平均9.8%,我想在成功的经济体背后应该有共同的愿望,我觉得这是我们知识分子的共同责任,也是一个机会。

 

我今天谈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提出几个,一个是我们现在对主流的发展理论必须进行反思,固然国外有很多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对发展理论研究有很多贡献,但是他并没有真正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所以我们应该对现有的主流理论进行反思,反思的目的是为了提出一个新的,更好的理论。我尝试提出一个叫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步思潮。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很重要的结合点就是产业政策。我尝试提出一些新的框架、新的想法,希望对我们国家的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我们作为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向高等收入国家迈进的时候,从新的理论框架出发,希望能够给我们国家的具体政策制定有所参考。

 

我们为什么要反思发展经济学呢?已经有那么多大师,他们的主要贡献是在发展经济学,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反思呢?我们要了解现象背后的逻辑是什么,理论是帮助我们认识现象背后的因果。但是认识世界不是一个逻辑游戏,我想特意的跟在大学里面工作和在大学里面学习的学子说,我们经常发现的问题是:满足于逻辑认为它是真理。其实我们认识世界的原因是为了改造世界。

 

因此,应该是根据这个理论,不管是从国家,从社会,从企业,从个人,根据这个理论来做决策,做选择,然后应该达到理论给我们预期的效果。一个比较现代化的社会,一个比较和谐的社会,应该能够帮助我们自己摆脱贫困。尤其是经济学家如果你只满足于逻辑的漂亮,数学模型很漂亮,那么应该去读数学不要读经济。

 

我们学经济学的目的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那么为什么要反思呢?如果一个理论不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比如说为什么有一些国家是贫穷的,或者是根据这个逻辑所制订的政策不能达到所预期的效果,甚至按照理论做政策,结果比原来还糟,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应该对这样的理论产生怀疑,进行反思,看看能不能改进。

 

从2008年以后,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在国际上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议题。2008年金融危机,事前基本上没有人认识到,即使有几个讲预测到了危机的发生也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危机已经6年过去了,发达国家还没有走出去,因为大家没有预测到危机产生,或者是预测到危机产生,但按照主流理论无法应对。所以大家就对现有的主流理论进行了反思。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原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摆脱了原来殖民地国家的影响,取得政治的独立,开始自己国家现代化的建设。因为这个需要,发展经济学就出现了。最先出现的发展经济学是结构组织。当时看到发达国家,产业技术非常的先进,产业技术都是大规模的、很密集的。发展中的现象是农业社会,是依赖资源型的经济。把这两个经济一做比较就知道,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力非常高,所以社会水平高。发展中国家的特性决定了劳动生产力水平很低,所以收益很低。这个现象大家是可以观察到的。但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没有像发达国家那些大产业呢?当时说由市场配置资源,大规模的产业发展不起来。所以当时提出的理论是要变成现代化的国家就必须发展大规模的产业。

 

政策定位也非常的清晰,所以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在斯大林模式下推行这个政策。包括新独立的、新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推行的政策都是一样的,都是靠政府直接动员,支援,去发展现代化的大厂。导致的结果就建立起现代化的大工业体系,但是有一段时间投资拉动经济快速的增长,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由于没有达到赶上发达国家的愿望,而且差距越来越大。后来到了70年代末我们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就出现了第二版的经济学叫新自由主义。导致资源配置错误,由于政府的干预,创造了很多潜在的租金,在这种状况之下没有向发达国家那样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没有向发达国家那样能够让市场经济良好运行的体制安排,包括产权,市场化,制度化。所以第二版的发展经济学提出政府退出市场,建立完善的向发达国家一样的市场经济体系,而且完全推行理论模型。

 

我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候,有一篇文章讲对于发展中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向市场经济转型,80年代、90年代,大家都是按照那样来改的,导致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崩溃,危机不断,拉丁美洲国家,南亚国家,非洲国家在推行华盛顿改革以后,比60年代的平均增长率低,而且危机发生的频率比60年代、70年代高。就是说整个经济绩效比60年代、70年代的绩效还差。有一些经济学家就称之为迷失的20年。

 

在这个时间里面有少数几个成功案例。当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发展的非常快,成为新型市场经济体。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从劳动性密集的、小规模产业开始,这些产业有竞争力,靠出口,不是用政府主导的方式发展现代化的产业。尽管这种政策在当时认为是错误的政策,结果成功的是他们。到了80年代、90年代以后大家都在转型,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在转型,成功的非常少。我们中国大陆是一个,还有越南,以及70年代比我们还早就开始转型的毛里求斯,这些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推行的都是渐进的、双轨的模式。80年代、90年代这种转型方式被认为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当时普遍的看法是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最糟糕的经济是双轨制经济,这个可以从文献当中查出来。但是现在成功的竟然少数几个就是采取最糟糕的转型方式的经济体。

 

这些经济体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是市场经济就转向市场经济。亚洲四小龙最开始就是市场经济,而且政府都发挥积极的作用,日本政府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我们政府也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所以从政策框架,社会体制方面来看积极有为不是结构主义的,也不是新自由主义的只强调市场而忽略政府。现有的理论似乎可以解释国家为什么失败。但是根据这个理论来制定政策结果更糟。这种情况下我们学习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改善我们的社会,必要时反思我们的理论。

 

世界银行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立的,是国际上最重要的发展机构。世界银行在70年代以前主要的政策是按照结构主义的,但是效果很差。在这个过程当中比较,反思,所以世界银行是新的发展理论思潮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但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要根据效果不断的反思。所以提出新自由主义以后,世界银行也不断的在反思。当中包括1993年出来一本《东亚奇迹》,推行的是出口导航,东亚经济也并不是完全按照新自由主义,政府完全不干预。2004年出了一本《第一个十年的经济增长》里面有一个结论是:世界上没有万能的药。

 

他们在提出这个办法的时候,讲这个是让发展中国家成功的五个药材,但是国家光有药材,没有药方怎么能够成功呢?因为每个药材的分量用的不对补药会变成毒药。比如说看上去是好的,但是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发现开放越大的国家经济贬值的越厉害。所以我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版思潮。

 

在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时候,我一直讲我们要回归亚当斯密,回归到他的研究方法,我们知道《国富论》,全称是国民财富的本质和原因的研究。对本质和原因的研究这个是共同的,所以他获得了经济学大奖,都是按照研究本质和原因提出他新的观点。比如说科斯的理论不是从《国富论》理论推出的,凯恩斯的理论也不是从《国富论》里面推出的,再往前比如说约瑟夫·熊彼特(JosephAlois Schumpeter)强调创新,但是创新这个词在《国富论》没有的,《国富论》只讲贸易分工,所以后来这些大师的观点都不是从过去的理论观点来的,都是按照压亚当斯密所讲的,对你所处的时代的问题是什么,决定因素是什么。所以我强调回归亚当斯密,回归观点。我们必须回归到亚当斯密的方法,因为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和国外的学者、大师所处的时代和条件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拿他们的理论观点做我们的参照的话,现象是不断在变化的,比如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是在研究经济发展的。《国富论》强调分工,分工当然非常的重要,但是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和我们所处的时代最大的差别是,亚当斯密这个书是1776年出的,用8年的时间写的。1768年开始写的,写之前至少花了10-20年的时间研究问题,所以应该讲的是1750年开始构思《国富论》。但是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亚当斯密开始研究问题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18世纪之前世界的经济增长是非常慢的,发达国家的每年人均增长是0.05,从18世纪以后到19世纪以后一下子变成翻一番。这个现象为什么会产生呢?因为18世纪中叶出现了工业革命,是纺织业的机械化,1760年第一部机械化开始投产,是在亚当斯密研究《国富论》之后。

 

亚当斯密的时代是没有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概念,因为当时还没有这个现象。实际上我们现在研究的是从18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国家的收入增加开始加速。18世纪以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异是非常小的,1700年的时候最发达国家的国家是荷兰,人均收入1990年的货币为单位计算是2500国际元,当时最穷的非洲国家人均收入500国际元,差距只有5倍,但是现在的差距很大。因为发达国家出现了产业加速。随着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规模的不断扩大,相应的技术设施和制度环境也必须不断地改变。现在经济增长主要是人均收入突然间的加速。这个现象是技术不断的升级,这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

 

而这些是亚当斯密没有研究过的,不能让一个不存在的现象让亚当斯密去研究。我们现在新的大师的观点都是违背亚当斯密提出的观点,或者是没有提出的。所以我们不能说亚当斯密没有说我们就不能说。这个是我想跟国内学界交流的观点。

 

我提出新结构经济学,既然现在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一个技术、产业、基础设计、制度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我们就应该用新古典的方法,在经济过程当中所有人都是理性的,政府是理性的,企业是理性的,家庭是理性的,个人是理性的。我们经济学教科书里面讲的是利润最大化,当一个决策者面临选择的时候,在可选择的范围内。经济学家所谓的理性就是当你有选择的时候,你总是选择你认为最好的。我想用这种方式来研究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国家,为什么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基础设施不一样,什么东西驱动导致了变化。如果按照这样来研究的话,这个研究就是结构经济学。

 

但是为什么说是新结构经济呢?因为前面有结构主义,区别于结构主义所以叫新结构经济学。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C. North)研究制度,本应该叫制度经济学,后来为什么叫新制度经济学,因为美国在20世纪初的时候有一个叫制度学派,为了区别制度学派叫新制度经济学。我叫新结构经济学也是这个目的。

 

我想研究的是: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家结构是什么东西决定的,结构是怎么变化的,如何来推动经济的发展。研究里面新结构经济学有一个核心的假设,就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的产业技术结构,以及相应的上层建筑的东西是内层决定的。但是内层决定什么呢?决定在每个起点上面的要素。我要讲的是一个新的视角。而且这个新的视角是要发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忽略的内容:结构是内层决定要素禀赋的结果。内层决定和要素禀赋非常重要。不同的发展程度的国家资本,劳动力水平决定了消费价格。我们所有的理论模型不管再复杂,到最后不是讲艺术效应就是社会效应。发展政策的目标应该是提升要素禀赋结构, 因为: 要素禀赋结构在任何一个固定时点是给定的,它同时决定该时点的总预算和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

 

为什么发达国家总是在资本很密集的产业上,因为劳动力相对少,相对贵。在可选择的产业当中,他会选择资本很密集的产业,因为资本相对价格低。其他国家如果选择同样的产业成本相对高,那么竞争力就不如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就在资本很密集的产业有比较优势。

 

如果所有的产业都是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最优竞争力,那就是最好的产业结构。我们经济发展中的目的是希望人均收入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劳动生产力的水平就需要跟他们一样高,那么产业结构就需要跟他们一样。但是结构主义忘记了一点—要素禀赋结构。要达到像发达国家一样的产业结构,那么每个劳动者所要用的资本就必须和发达国家一样多。不是说在少数产业而是在平均的产业上面,每个劳动力所用的资本必须和发达国家一样多。

 

发展中国家普遍的现象是劳动力资源短缺,所以要提高每个劳动者的所有量。要素禀赋结构提升了,产业结构提升了,规模会越来越大,市场化会越来越大,交易的价钱会越来越高,这个时候必须要有相应的设施和制度。因为很多国家没有这个设施和制度,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部分的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认为,要回避中等收入陷阱,最好的方式是按照比较优势的方式,最优竞争力就可以创造最大的剩余。市场范围比较扩大,风险会加大,交易量会加大,这个时候,必须有硬的基础设计,道路交通便利必须跟着完善。

 

企业家永远追求利润最大化。怎么样把理论的观念变成企业家的实际需求,必须有一个机制。就是在每一个始点上面,相对价格和准确性怎么得来的,然后如何来创造一个竞争的市场,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有效的市场,才能够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才能够随着要素禀赋的变化,使得企业的选择自动的符合比较优势的变化。反过来说如果比较优势那么重要,为什么还要政府呢?因为经济发展不是一个静态的资源配置。经济发展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产业结构必须不断的升级。不断升级的过程当中必须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是他是不是成功并不单单由他是不是有勇气吃螃蟹来决定,还和相应的基础设施,制度环境是不是有相应的完善相关。这种相应的完善不是企业家自己可以做的。

 

所以必须很多企业一起做,一起做就有协调。因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有一些东西还是需要政府提供的,因此必须要有政府。最新的研究增长报告说只有药材没有药方。其实是有药方的,药方是按照比较优势的发展,前提是必须有效的市场,价格才可以对。这个是增长报告理论的第四个和第五个成功国家的特性。其他三个是按照比较优势的结果。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话,市场一定是开放的,并且会一步一步的发展。然后会有巨大的竞争力,使得自己内部产生的危机一定会变少。增长报告的五个经验其实背后有一个药方,就是在每个时点上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成功国家的经验事实都是符合这一点的。

 

结构主义为什么失败,我们要发展的生产活动是发达国家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导致资源配置的失误和寻租的现象。为什么在经济转型的时候华盛顿共识理论上那么的清晰,但是推行的结果正好相反,原因是所有的转型国家都在过去的结构主义之下建立一批资本很密集,技术很先进的比较优势的产业。导致的结果是产业全部破产,大量的失业。所以政府即使私有化以后也不愿意让他破产,比如说俄罗斯从国家的实力来讲是二等国家,但是为什么今天敢在乌克兰上面和整个美国叫板,就是因为有国防产业。所以很多国家在按照华盛顿共识的私有化以后还要继续给原来的产业保护补贴。我认为根本的是你所在的行业是国家需要的,有比较优势,你就必须给他保护补贴,那么是在私有的时候给的补贴多效率高,还是在国有的时候保护补贴多效率高?既然要保护补贴,那么不管国有的还有是私营的都可以向国家要。

 

华盛顿共识反对政治对新进入的产业有协调性的补偿。像智利30年过去没有任何新的产业。为什么当时认为制度上最糟的反而是最好的,因为国家维持了稳定和快速的发展。

 

新结构经济学家是为了改进我们的绩效,我前面讲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如何从有效的市场转化为政府有为的作用。技术发展是产业技术不断升级的过程,政府的支持对加快市场经济的技术研发、产业升级、经济多元化都很重要。因为需要有人来补充外部性,解决企业间的协调问题。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时,产业政策是个有用的工具。

 

我觉得新结构经济的产业政策分为升级型的产业政策和追赶阶段的产业政策。发展中国家追赶阶段的产业政策,需要增长的识别和因势利导;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会有一些技术已经在世界最前沿。如果还要这个产业存在的话要技术创新,不断的研发新产品,新技术。这个就是升级性的产业政策。另外有一些产业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要素禀赋结构不断的变化,比较优势不断的变化,也需要产业政策。

 

追赶型的产业政策最终是你追赶的过程当中,政府要选择性的支撑比较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行业。所谓潜在比较优势是指经济体中,某个行业要素生产成本低,有成本优势,但其交易成本过高,以至于无法再本国或国际市场上竞争。政府一旦帮助这些企业解决外部性和协调问题,就可以降低先行者的风险,减少交易成本,让这些企业可以生存。

 

在追赶的国家成功的都有产业政策,16世纪的英国追赶荷兰,18世纪末以后美国,法国,德国追赶英国。还有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追赶美国,60年代亚洲四小龙追赶日本等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通常在选择的时候要素禀赋结构大约相同。为什么必须是有相同的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结构相同,比较优势就相同。我们一般讲要素禀赋含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自然资源生产密集型的产业,比如说农业,或者是水果,如果要生产的话必须要有相同的自然资源的条件。如果是制造业的只要看人均生活水平就可以了,因为要素禀赋的变化带动比较优势的变化。如果连续20-30年都发展,资本一定积累非常快,工资上升非常快,如果要素禀赋结构大约相似,生活水平差距不大,这就是你的潜在比较优势。

 

所以我提出追赶性的产业升级政策叫增长的识别和因势利导,要素禀赋结构相似,人均收入高国内一倍,有一些情况可以到两倍,或者是20年前收入水平相当的,比如说1990年的时候我们人均收入和大部分的国家比低很多,但是我们现在人均收入是他们的4、5倍。还有跟你同一个水平的国家,你从这些发展非常好、符合这个类型的经济体来看,他们的优势产业就是你潜在优势的产业。避免政府犯错误或被利益集团寻租行为绑架。如果引进了以后,需要有一系列的产业你觉得是国内比较潜在、比较优势的,要看一下国内有没有私营企业已经进入,如果有私营企业已经进入,我觉得应该比你作为参照性国家的成本低。如果比参照性国家的成本高,政府应该帮忙看到底哪些因素造成成本高。

 

升级当中的追赶性的产业政策。如果产业已经是国际领先的,发展中国家,像我们中等偏上的发展中国家也有一些产业是领先的。发达国家的产品和技术都是领先的,那么新技术和新产品都必须自己研发。发达国家到今天对基础知识也绝大多数是政府支撑的,比如说MIH美国健康研究院,MSM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不管是大学还是研究所他们的钱大多数是政府的钱。政府的钱是有限的,所以他们在支持上面也是有选择的,所以他们对生化,纳米等等这个方面的科研资金多,是政府有诱导。

 

在发达国家新产品的开发,在基础科研上面已经有突破了,新产品的开发基本上是企业来做的,企业做的时候政府并不是完全没有帮助。政府的帮助主要是研究出来以后,政府采购上面给你优惠,这样就可以很快的形成规模生产。单位生产成本就低,在国际上就有竞争力。所以新产品的开发是依靠政府做的,开发出来以后怎么样迅速达成规模生产,政府也是需要发挥作用的。

 

我们已经在国际尖端、或者是已经接近国际尖端的产业,像家电产业,这样状况之下我们要做的是对基础科研政府必须提供帮助,支持大专院校,或者是支持行业同位形成的平台技术知识的研究。

 

另外我们国家在新的开发上有一些是国防需要的,量非常小。如果可以市场化的,应该是新产品的采购,而不是新产品的开发,如果新产品是国防安全上面一定需要的,就必须给钱。所以要研究问题的本质,而不是简单的看表象。

 

对于失掉比较优势产业的退出型产业政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会有一些产业,因为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工资上涨而失掉比较优势。除非是关系到国防安全和国际民生,对这类产业政府要创造条件。让有能力的产业转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即研发、品牌等。中国在迈向高收入国家阶段的产业政策就很清楚了,中国现在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需要有意不断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结构变迁,来不断提高收入水平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建立有效的市场以按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并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中发挥政府的作用,制定产业政策以使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迅速变成竞争优势。政府的产业政策需要根据现有产业和世界产业前沿的差距特性,按新结构经济学产业政策的框架来发挥政府的因势利导作用。

 

我觉得新结构经济学是研究的金矿,但是也会有一些问题。如果这样的理论创新可以帮助中国的发展,新结构经济学是能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希望和帮助的。只要有政府的产业政策,扶持私营领域,遵循本国的比较优势发展,利用后发优势,每个发展中国家都有潜力高速增长数十年。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收入国家。政府的产业政策想要得到这种结果,就必须改变其发展思路。过去的发展思路以发达国家为参照,建议发展中国家发展1)发达国家已有的且发展中国家欠缺的产业,2)结构主义提出的现代大型资本密集的工业。3)发展中国家做不好而发达国家能够做好的产业,用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所提出的休克疗法来改革营商环境和政府治理。利用第三波新发展经济学思潮,即新结构经济学,让发展中国家把自己现有的要素禀赋、能做好的比较优势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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