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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银股海外上市:为何肥水流向洋人田

田利辉 博导

      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目前纷纷大力整改,接洽外商,奔赴海外,企划挂牌上市,演绎海外上市的精彩风潮。而政府通过剥离、注资等方式,花费了数万亿元,也使“四大”拥有了一份看得过去的资产报表,逐步达到海外上市的要求。

建设银行上市,出售股权融资50亿美元,仅承销费用就要支付3亿美元。而中银香港、交通银行、建设银行上市至今的股价表现,都是一路雄起,由此来看,发行定价似乎显著偏低,这或许也是我们国家财富的相对损失。

而此时,摩根斯坦利等国际投行、美国银行等国际战略投资者、英美日港等投资基金、香港散户等海外友人,无一不是弹冠相庆!数万亿元的美容费,然后加上一笔价值不菲的嫁妆,我们共和国的公主们就喜气洋洋地出嫁着和出嫁了,当然生身父母还保留着控股权。听着喧嚣的锣鼓,我们不禁想问,为什么肥水要流外人田?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那么,这场银行业改革的“财富外流”有何合理依据?

失败的银行市场化改革

目前为止,我国商业银行的改革经历了商业化、市场化和股份化三个阶段。

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举措主要于1994-1998年期间实施。1995年,《商业银行法》颁布,正式确立了工、农、中、建四大银行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地位。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应该以赢利性、安全性、流动性为经营原则,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然而,政府对商业银行的业务干预较多,商业银行甚至需要向国有企业提供政策性贷款。

实际上,在我国,国有企业向银行的贷款往往是便利了企业经理人的腐化浪费。由于不良的公司治理和低下的企业绩效,某些借款企业无法通过生产经营获得充分的现金流来还本付息。而在政府的干预下,贷款银行常常不得不实行再贷款,以避免借款企业的倒闭。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导致银行坏账的不断积累。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虽然没有波及中国,但却促使我国政府深刻认识到了银行坏账问题的严重性。1998年,政府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专门用于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本金。1999年,政府把1.4万亿元的银行不良资产剥离给了信达、华融、东方、长城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由此,银行的坏账规模出现了账面上的下降。

与此同时,政府逐步推出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化进程。各家国有银行正式取消了贷款规模制度,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统一强化了法人体制,实行严格的授权授信制度,风险内控机制得以初步建立;全面改变了银行管理者的考核指标,注重经营效益和资产质量,实现了由过去的行政型评估向经济型评估的转变。同时,机构和冗员也得到了精简。

尽管四大银行仍然由政府全资拥有,但上述改革推进了政府和银行的进一步分开,在相当程度上确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模式。与此同时,中央通过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战略上调整了国有经济的布局,推进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要求企业政企分开,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然而,这一轮改革并没有能够真正纠正我国扭曲的银企关系,降低新增不良贷款的数量。

国有商业银行的痼疾

较高的不良贷款比例和较低的竞争能力是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痼疾。

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总体上都处于盈利状态。但是,盈利主要来源于利息收入,是政策性盈利。我国的存款和贷款利率由中央银行规定,商业银行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适当调整。这样,政策规定的存贷款之间的利差形成了利息收入,这是商业银行的垄断性利润。

当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利润来源,90%以上依靠利息收入,中间业务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平均仅为8.5%。相比之下,国外大银行的利润来源中,60%左右来自于利息收入,其余40%左右来自代客理财、资本营运和其他收入。美国花旗银行的收入中更有80%来自于中间业务。这意味着,我国的商业银行市场竞争力较低,如果实现利率市场化,商业银行的前景恐怕堪忧。

1999年,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就曾公开指出,银行的坏账比例高达25%。根据银监会的官方数字,在2006年一季度末,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占总贷款的比例仍然高达9.8%,高于银行的自有资本。同时,如前所述,当前不良贷款比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主要来源于国家的注资和坏账剥离。而且,既然政府行政严令缩减不良贷款比率,部分商业银行就大量增加新发贷款,通过加大分母的方法来降低坏账比率。

银行商业化和市场化举措没有能够避免出现大规模的新生坏账,没有能够显著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但是中国进入WTO后,将部分业务开放给外国银行所带来的挑战和压力却是现实和严峻的。

2004年1月6日,国有商业银行股份改革启动,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成为股份制改造的试点单位,银行业的改革开始进入国家控股下的股份制改革阶段。同时,国务院动用450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金为两家银行补充资本金,实施财务重组。国有银行也在继续向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大量剥离不良资产。在我国的国有银行拥有了一份看得过去的资产负债表后,我国的国有银行家们纷纷踏上了海外上市的路途。

海外上市的理由:制度外包

我国大型企业发行上市的目的,主要在于融资和提高公司治理。国有企业上市,应该有助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善公司治理和提升企业业绩。引入公众投资者,是期望带来资本市场监管、投资者评价和舆论压力。

然而,Sun and Tong (2003) 发现,我国A股上市公司绩效变化复杂。Wang (2005) 发现中国股市的工业公司效益总体低于上市前水平。有些公司发行上市,实际目标不过是为了圈钱。吴敬琏先生曾经斥责,中国股市是一个没有规矩的赌场。虽然有所偏颇,但这确实反映了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的严重问题。我国股市存在的问题和不完善的监管设计、薄弱的监管执行息息相关,股票市场环境远非优良。

所以,海外上市成为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重要措施,其核心就是为了提高银行自身的公司治理质量。多数法学文献认为,海外上市有助于提高公司治理。有学者认为,国外企业通过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能够加强对于投资者的保护。在美国上市的国外企业,需要遵循美国的证券法,提高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减少大股东的机会主义。这就是海外上市的“借道效应”,也就是说,海外上市意味着租用了上市地国家的监管制度,公司内部人主动服从更为严格的法律体系的约束,更好地实现对于外部投资者的保护,提高了该企业的公司治理质量。

海外上市能够将我国国有银行的监督治理责任转嫁外包给了海外监管机构,借此控制我国银行的坏账新增,改善其公司治理,提高竞争力。在上市近四年的中银香港,我们观察到了腐败的高级管理人员们纷纷落马,银行董事会运作规范有序,投资者关系处理井井有条,银行坏账也节节下降。中银香港目前在和汇丰、渣打、东亚等香港银行的竞争中,已经能够做到不落人后。

制度外包,当然不是免费的午餐。所以,付出了海外上市的昂贵成本,也能够心里坦然。将淘气的孩子托付给洋保姆看管教育,当然是要掏钱的,而且不能小气。“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我们有了“借道效应”的理由来为我国的银行海外上市鼓掌并且喝彩。

“制度外包”为“肥水外流”找到了依据。然而,疑问并没有结束。恩格斯调笑黑格尔,说他庸俗的逻辑是“儿子生出了母亲”,合理的才应该存在。“国有银行海外上市一窝蜂”的制度外包合理吗?如果合理,理由有多充分?为何要如此昂贵地外包?这些还应该引起我们的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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