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誰在阻礙中國的改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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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誰在阻礙中國的改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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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18

我们的政府为什么会在2008年选择“饮鸩止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而没有考虑接受我“放弃保八,藏富于民”的建议,也就是类似于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做法呢?原因并不是所谓的缺乏共识,而是中层官僚不答应。

 

中层官僚不作为甚至阳奉阴违,阻碍改革

2003年10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作为时任政府上任伊始发布的施政纲领,和我们现在热议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一样,在当时被看作未来十年政府的主要工作方向。仔细阅读这份十几年前发布的《决定》不难发现,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比如社会保障、再就业等问题的解决方案,其实早在2003年就已经被写进了党和中央政府的施政纲领里。

那么,这些早在2003年就做出部署的工作,为什么直到2008年全球危机爆发,乃至2013年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推进?我认为原因就是各部门和地方政府中的中层官僚不作为,甚至是阳奉阴违,阻碍改革进程。在政府主导经济,审批泛滥的情况下,别说发改委这样手中握有大项目审批权力的部门,即使在地方,一个企业要完成注册或者项目审批,至少也要盖几十个部门的公章才行。如此大密度的审批,绝不是为老百姓服务那么简单,而是只有审批,官僚才会有寻租空间。这就是过去这些年改革“雷声大,雨点小”的原因。

 

官商勾结形成的利益集团,在各个层面掣肘中央政府的市场化改革

我们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享受GDP高速增长带来的经济发展,但与此同时,地方官员的升迁、政绩也成了以GDP为纲——GDP增速越高,升迁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升迁带来的好处则是更大的权力,以及权力变现的规模。请各位设想一下,一旦中央政府容忍GDP增速放缓,并伴有大批失业人口,那么第一,地方官员失去了高GDP增速这个升迁砝码,至于造成的产能过剩等不良后果,则是统统留给下一任去解决;第二,还要负担起救助失业人口,并对其进行再就业辅导的职责,避免在任期内产生重大社会动荡。前者是做好有功,后者是做好无过。

我举个例子证明,2013年5月,新一届政府上任伊始,发改委就在地方政府的鼓动下,向国务院上交了20版本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其总额高达40万亿人民币。好在我们的李克强总理及时叫停,否则在成全一些人的政绩工程的同时,全中国从经济到社会都可能会被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2008年时,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饮鸩止渴的方式干预经济,但即使如此,四万亿资金的走向,可选择的除了注入国企和“铁公基”之外,还有放弃保八,将资金注入民营经济或者社保体系等。但尾大不掉的中层官僚集团和国有企业,同拥有行政权力的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官商勾结形成的垄断利益集团一起,在各个层面掣肘中央政府的市场化、去行政化等改革。这些都让他们获得了另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既得利益集团”。

 

改革已到了政府拿起“手术刀”的时候

当我们翻看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以及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就会发现对于“经济结构、收入分配、就业问题、资源环境、城乡矛盾”等问题的调整、改革思维其实是一脉相传的,之间基本是递进关系。

时至今日,国内各方面矛盾已经尖锐化到不容打马虎眼的地步。新任政府接手的问题都是前人搁置的难题,矛盾甚至尖锐到众人皆知、无法继续搁置的地步。所以当新一任政府提出“深化改革”,并且将打击矛头明确指向既得利益集团的时候,得到了民众空前团结的支持。即便仅仅是面对这两年侵袭全国各大主要城市的雾霾,恐怕再难找出延迟改革实质性进展的借口了。

改革的勇气,从壮士断臂退到壮士断腕,如果再退一步,恐怕感觉就是十指连心,动哪一根都下不了手。但问题是危机倒逼改革,在改革的窗口期越来越狭窄的今天,政府已经到了拿起“手术刀”的最后关头,退就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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